先贤事略
追念先贤 · 传承精神
施香沱BBM
书香传世，学养立身
家学启蒙，幼承庭训
施香沱先生（1906—1990），字宏泽，笔名吟笙、定叔，题款画自称“八闽男子”，中年书斋号“迦陵楼”，晚年署“星凤堂”。他出生于福建漳州新行街的书香门第。施家为漳州望族，根据有关史料追述，祖辈中不乏进士翰林，家风雅正；祖、父辈又多擅诗文、金石、书画，家学渊源深厚，誉满乡里。
香沱先生幼承庭训，九岁始学书画。父亲督课甚严，他晨起习字诵文，早岁即受传统学养熏陶。1924年，他毕业于龙溪甲种商业学校，翌年到东华小学任教。这样的成长背景，使他的艺术道路不止于笔墨技法，而更重读书学养、人格胸襟与人生阅历。
日后无论从事书法、绘画、篆刻，还是执教育人，香沱先生始终保持深厚的文人本色。他以家学为根，以学养成艺，也由此奠定了后来融通书、画、印三者，并在南洋艺坛自成风范的基础。
南来星洲，乱世见丹心
1938年，因战乱频仍，香沱先生离乡南来，抵达新加坡谋生。。初抵星洲，生活并不宽裕，只能以教书维持生计，却仍省吃俭用，将余款寄回家乡补助家用。身处异乡，他未忘故土。1940年11月9日，他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筹赈祖国难民书画义展，将所得七千多元悉数捐作赈济款。这在当时是一笔极为可观的数目，也足见他以艺术回应时代苦难、以个人所长报效家国的胸怀。此举后来获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额“热忱爱国，艺术超伦”褒扬。
1940年11月9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筹款资助祖国难民书画义展
有关资料记述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，香沱先生曾与郁达夫、杨骚等人参与抗日宣传。新加坡沦陷后，他避难至苏门答腊，度过三年多艰苦岁月。其间，母亲去世、同学遇害、祖国山河破碎的消息接踵而来，国仇家恨，积郁于心。然而，苦难并未折损他的艺术生命，反而开阔了他的胸襟与眼界。
有关生平资料记述，苏门答腊的暮霭、渔灯蟹火、浊浪排空、海上逐鹿与“巴杀马兰”等南洋风物，后来都成为他创作中的画题。林万菁博士亦指出，香沱先生曾撰《三年多的流亡所得到绘画上的认识》，可见这段流亡岁月不仅是生命中的避难经历，也使他对绘画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。
兴亚掌校，兼任中兴俱乐部秘书
战后回返新加坡后，香沱先生重执教鞭。除继续任教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外，他也曾担任兴亚小学校长，并兼任中兴俱乐部（中华民国在新加坡代办处）秘书。据家人记述，中兴俱乐部为当时中华民国在新加坡代办处相关机构。彼时新加坡社会百废待兴，华校教育条件有限，教师薪资并不丰厚，校务、会务与家计皆不轻松。香沱先生一面主持校务，一面处理俱乐部事务，同时承担家庭生计，仍利用课余与假日从事书画创作、文教活动及艺术教学。
据施一般宗长所著的《我的父亲施香沱》记述，当时他在兴亚小学每周工作五天半，平常下午班放学后才回家吃晚饭；饭后又赶往中兴俱乐部工作，有时星期天也须出席俱乐部会议或活动。即便在学校假期，他也常留在学校处理公文或作画写字。每逢星期六下午，则到南洋美专担任水墨画导师。由此可见，战后这一阶段的香沱先生，并非只在单一学校任教，而是在基础教育、社会事务与艺术教育之间奔走。
在兴亚小学任职期间，他不仅肩负校长职责，也为家人安顿与子女教育作出安排。据家人回忆，当时生活空间狭小，一家人辗转安居；而教师子女得以减免学费的惯例，也使孩子们在艰难环境中继续求学。兴亚小学与中兴俱乐部这一阶段，既见其教育工作者的责任，也见其一家之主的承担，更见其在战后新加坡华社中的公共参与。
1953年兴亞学校毕业典礼
执教南洋，星凤开讲
1941年，香沱先生受聘于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任教，战后继续执教，直至1980年退休，前后近四十年。他主授中国水墨画，并兼及书法、篆刻。南洋美专草创时期，中国水墨画并未独立成系，水墨画课只是众多课程中的一门必修课；书法、篆刻更大多依附于课余自修。香沱先生深知书法乃水墨画之根基，也明白每周课堂时间不足以传授书画印之精髓，于是让有志学生课后到家中学习，亲自指点。
后来，他将家中书房命名为“星凤堂”。星凤堂虽只是家中一隅，却因先生开门授业，成为许多后学进入书画印世界的起点。学生来家中上课，不止假日，平日亦常至深夜。家人为了不影响教学，常让出厅堂与书房，退至前房等候。对家境清寒的学生，先生不但不收学费，还提供笔墨纸砚、画具材料，甚至备茶点、午餐，给予外地学生车资。此种传道授业之诚，使许多弟子终生感念。
香沱先生育人，重在因材施教。他不要求学生仅仅模仿自己的笔法，而是启发他们从传统中立根，在现实中取材，于个人性情中求变化。他常带学生到植物园、飞禽公园等地写生，引导学生从本地现实中发现题材，再以传统笔墨加以转化。他也常劝学生多读书、多行路，以读书去俗，以阅历养气。在他看来，技艺可以传授，但真正使作品持久动人的，是学养、人格与仁心。
桃李满南洋，师道传薪火
施香沱先生的育人成就，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之一。他长期执教南洋美专，又在家中星凤堂课徒授艺，桃李满新马，影响深远。如新加坡的黄明宗、上官绍茂、庄声畴、胡康乐、林万菁、陈建坡、曾记策、张有铄等，马来西亚的黄崇禧、余斯福、黄乃群、谢忝宋、韩彪、方宝玉、吴其昌等，皆为施香沱的得意门生，在书画篆刻界各有成就。
后人所谓“施香沱派”，并非一味摹写先生形貌，而是承继其书画印兼修、重学养、重人格、重时代精神的艺术道路。其弟子后来活跃于墨澜社、啸涛篆刻书画会、兰亭画会等艺术团体，使先生所倡导的书画印兼修之路，进一步在新马艺坛开枝散叶。
由此可见，香沱先生的教育影响并不止于课堂，也不止于某几位弟子的成就，而是通过一代又一代后学，逐渐形成艺术社群、教学传统与文化网络。他所留下的，不只是作品，更是一种可承可传的艺道与师道。
书法苍劲，碑帖互融
施香沱先生是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影响深远的金石书画家之一。他精于书法、绘画、篆刻，尤为难得的是能将书、画、印三者融会贯通，自成面目。
他的书法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皆能，尤以篆书、隶书用功最深。其篆书广涉秦汉，重金文与石鼓文，讲求古趣、行气与整体气势；用笔沉着稳健，方圆并用，形成粗犷遒劲、浑厚朴实的艺术效果。其隶书宗法汉碑，又融入清代名家笔意，笔势苍古，气象雄浑。其行草由二王入手，后转师王铎，兼以碑法写帖，故能劲健洒脱而不失沉着稳重。
香沱先生尤其重视“气”。他曾言石鼓文是写“气”，这也可视为其书法精神的关键所在。所谓气，不只是笔势连贯，更是胸中学养、人生阅历与人格力量在笔端的自然流露。也因此，他的书法不流于柔媚，不止于姿态，而有沉雄、古拙、厚重之气。
《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》书法作品
传统为根，南洋入画
香沱先生的绘画，既承中华传统，又开南洋新境。他早年从家学及乡贤画法入手，后取法吴昌硕，以书法篆籀、狂草笔意入画，又旁参齐白石、王一亭、任伯年、赵之谦诸家，去粗取精，化为己用。
更为可贵的是，他没有停留在传统图式之中，而是将南洋现实生活转化为艺术语言。他善于将神仙鱼、天堂鸟、胡姬花、皮影戏、印度仕女、南洋集市与地方景象纳入画题，使中国水墨画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与地域色彩。因此，他被视为推动南洋风格水墨画发展的重要先行者之一。
山水画
南洋风画作
香沱先生论画，重“形神兼备”。他反对只以形色酷似讨好庸俗，也不赞成脱离现实、逸笔草草的文人墨戏。他认为，有神韵而无形似则华而不实，有形似而无神韵则质胜于文。这一主张，正体现了他在传统精神、现实关怀与个人风格之间的自觉平衡。
篆刻沉雄，书印相生
香沱先生的篆刻亦自成一格。他承先父钝朴之风，宗法秦汉，旁及浙派丁敬，以及赵之谦、黄牧甫、吴昌硕、邓散木等名家。他秉承“书从印入，印从书出”的创作思想，又能引瓦当、汉砖、图腾、契刻等入印，题材丰富而不失儒雅。
其印风苍劲郁勃、平正庄严、沉雄清雅，边款经营尤见匠心。对他而言，篆刻并非书画之外的旁技，而是与书法、绘画互相滋养的一体之学。书法的气、绘画的韵、篆刻的骨，在他手中相互贯通，最终形成独具面目的艺术境界。
篆刻作品
文章见学，收藏传艺
香沱先生不仅是书画篆刻家，也是一位有深厚文史修养的学者型艺术家。他笔不离手，手不释卷，常将艺术心得、文史考据与艺坛评论发表于报刊。他论石鼓文、论二百五十年画家的得失、论印材、论百扇斋、论黄曼士、论郑曼青、论林千石，论严复、溥心畲、齐白石、吴昌硕、黄宾虹、徐悲鸿、丰子恺、王个簃，以及泥人张等等，无不深中肯棨，字字珠玑，语重心长。此等文字，恰似他的篆刻、书法，浑然天成，笔笔有情，一丝不苟。
据家人记述，其文章《中国书法的学习》曾于1955年被新加坡教育部选为华文高级中学新设立的《理解与写作》的必读篇章，亦可见其艺术论述在教育层面的影响。他的题跋文字，也为艺坛所称道，往往寥寥数语而能点出作品精神，见其读书之深、鉴赏之精与文字之老到。
他亦珍藏不少重要艺术文献与名家作品，包括徐悲鸿早年素描、徐悲鸿常用印谱，以及清末民国名家书法等。相关资料后来得以整理出版。据《星凤堂遗韵》记述，施香沱家族于2000年将其藏书四千册，包括清代绝版书及徐悲鸿常用印集底稿，捐赠南洋艺术学院，并成立“施香沱藏书阁”。这份收藏与捐赠，不只是个人雅好的延续，更是文化保存与艺文传承的重要贡献。
服务艺坛，推动文化交流
除了长期执教，香沱先生也积极参与新加坡艺坛活动。1972年，他受聘于南洋大学书画研究会教授书画。1976年，被选为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会长，并应邀担任墨澜社、啸涛篆刻书画会等艺术团体顾问，扶持后进，推动书画篆刻发展。
在他主持与参与下，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联合《星洲日报》等机构举办“扬州八怪画展”“明清名画书展”“版画展”“篆刻展”等多个展览，为本地艺坛开拓视野，也为公众接触中华艺术提供平台。
1979年，香沱先生在日本举办个人书画篆刻展。同年，获新加坡总统薛尔思颁授公共服务星章。1983年，他应中国对外友协邀请，任新加坡访华文化考察团副团长，回国考察交流，为中新文化往来留下重要一笔。其作品《新几内亚藤》入选新加坡国家画廊，也进一步确立了他在新加坡艺术史中的重要位置。
1970年8月举行个人篆刻书画展于维多利亚纪念堂
1979年，新加坡总统薛尔思颁授施香沱公共服务星章
1983年4月在国家博物馆举行个人篆刻书画展
严父慈师，风范在人间
从家人记忆中看，香沱先生平日不苟言笑，子女对他常怀敬畏。然而在严肃之外，他亦有深沉而不轻言的慈爱。子女成年后进入事业发展阶段，他曾以多年积蓄相助，支持家人渡过难关。这种情感并不张扬，却见于行动之中。
对学生，他更是倾心相待。生活上，他素来节俭；面对后学，却慷慨无私。学生到家中学习，先生不计酬劳，既免学费，又备茶饭，并时时照拂清寒与外地学生，使后学得以安心向艺。许多弟子日后成名成家，仍念念不忘先生当年的提携、教诲与爱护。
香沱先生的可贵，正在于他把艺术看作一生之志，也把育人看作一生之责。他常自谦作品不过“东涂西抹”，称画作为“野狐禅”，言辞之间不见自矜。然而，正是这种谦冲，使其宗师气度更显厚重。真正有分量的艺术家，不只留下作品，更留下风范；不只成就自己，更成就后人。
艺以载道，星凤长存
1990年4月25日，施香沱先生在新加坡中央医院逝世，享年八十五岁。回望其一生，可以看见一条清晰的精神主线：以家学立身，以艺术报国，以教育传灯，以学养成艺。
他经历战乱、流亡、贫困与异乡谋生之苦，却始终没有放下笔墨，也没有放下育人的责任。他把中国传统书画印带入南洋土壤，又把南洋风物、时代感受与现实生活融入传统笔墨；他以课堂育人，也以家中星凤堂育人；他以作品立世，也以弟子传世。
其艺术成就，在于书画印三绝并能融通；其育人成就，在于桃李满南洋，影响新马艺坛数十年；其人生价值，则在于以学养提升艺术，以仁心成就后辈，以文化服务社会。
斯人虽远，星凤犹存。今日重温施香沱先生的生平与艺术，不只是追念一位金石书画大家，更是追念一位以文化立身、以师道立德、以艺术传灯的南洋先贤。他的笔墨已成为新马艺术史的一部分；他的师道，也仍在弟子与后学之间继续流传。
施香沱BBM
书香传世，学养立身
家学启蒙，幼承庭训
施香沱先生（1906—1990），字宏泽，笔名吟笙、定叔，题款画自称“八闽男子”，中年书斋号“迦陵楼”，晚年署“星凤堂”。他出生于福建漳州新行街的书香门第。施家为漳州望族，根据有关史料追述，祖辈中不乏进士翰林，家风雅正；祖、父辈又多擅诗文、金石、书画，家学渊源深厚，誉满乡里。
香沱先生幼承庭训，九岁始学书画。父亲督课甚严，他晨起习字诵文，早岁即受传统学养熏陶。1924年，他毕业于龙溪甲种商业学校，翌年到东华小学任教。这样的成长背景，使他的艺术道路不止于笔墨技法，而更重读书学养、人格胸襟与人生阅历。
日后无论从事书法、绘画、篆刻，还是执教育人，香沱先生始终保持深厚的文人本色。他以家学为根，以学养成艺，也由此奠定了后来融通书、画、印三者，并在南洋艺坛自成风范的基础。
南来星洲，乱世见丹心
1938年，因战乱频仍，香沱先生离乡南来，抵达新加坡谋生。。初抵星洲，生活并不宽裕，只能以教书维持生计，却仍省吃俭用，将余款寄回家乡补助家用。身处异乡，他未忘故土。1940年11月9日，他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筹赈祖国难民书画义展，将所得七千多元悉数捐作赈济款。这在当时是一笔极为可观的数目，也足见他以艺术回应时代苦难、以个人所长报效家国的胸怀。此举后来获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额“热忱爱国，艺术超伦”褒扬。
1940年11月9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筹款资助祖国难民书画义展
有关资料记述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，香沱先生曾与郁达夫、杨骚等人参与抗日宣传。新加坡沦陷后，他避难至苏门答腊，度过三年多艰苦岁月。其间，母亲去世、同学遇害、祖国山河破碎的消息接踵而来，国仇家恨，积郁于心。然而，苦难并未折损他的艺术生命，反而开阔了他的胸襟与眼界。
有关生平资料记述，苏门答腊的暮霭、渔灯蟹火、浊浪排空、海上逐鹿与“巴杀马兰”等南洋风物，后来都成为他创作中的画题。林万菁博士亦指出，香沱先生曾撰《三年多的流亡所得到绘画上的认识》，可见这段流亡岁月不仅是生命中的避难经历，也使他对绘画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。
兴亚掌校，兼任中兴俱乐部秘书
战后回返新加坡后，香沱先生重执教鞭。除继续任教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外，他也曾担任兴亚小学校长，并兼任中兴俱乐部（中华民国在新加坡代办处）秘书。据家人记述，中兴俱乐部为当时中华民国在新加坡代办处相关机构。彼时新加坡社会百废待兴，华校教育条件有限，教师薪资并不丰厚，校务、会务与家计皆不轻松。香沱先生一面主持校务，一面处理俱乐部事务，同时承担家庭生计，仍利用课余与假日从事书画创作、文教活动及艺术教学。
据施一般宗长所著的《我的父亲施香沱》记述，当时他在兴亚小学每周工作五天半，平常下午班放学后才回家吃晚饭；饭后又赶往中兴俱乐部工作，有时星期天也须出席俱乐部会议或活动。即便在学校假期，他也常留在学校处理公文或作画写字。每逢星期六下午，则到南洋美专担任水墨画导师。由此可见，战后这一阶段的香沱先生，并非只在单一学校任教，而是在基础教育、社会事务与艺术教育之间奔走。
在兴亚小学任职期间，他不仅肩负校长职责，也为家人安顿与子女教育作出安排。据家人回忆，当时生活空间狭小，一家人辗转安居；而教师子女得以减免学费的惯例，也使孩子们在艰难环境中继续求学。兴亚小学与中兴俱乐部这一阶段，既见其教育工作者的责任，也见其一家之主的承担，更见其在战后新加坡华社中的公共参与。
1953年兴亞学校毕业典礼
执教南洋，星凤开讲
1941年，香沱先生受聘于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任教，战后继续执教，直至1980年退休，前后近四十年。他主授中国水墨画，并兼及书法、篆刻。南洋美专草创时期，中国水墨画并未独立成系，水墨画课只是众多课程中的一门必修课；书法、篆刻更大多依附于课余自修。香沱先生深知书法乃水墨画之根基，也明白每周课堂时间不足以传授书画印之精髓，于是让有志学生课后到家中学习，亲自指点。
后来，他将家中书房命名为“星凤堂”。星凤堂虽只是家中一隅，却因先生开门授业，成为许多后学进入书画印世界的起点。学生来家中上课，不止假日，平日亦常至深夜。家人为了不影响教学，常让出厅堂与书房，退至前房等候。对家境清寒的学生，先生不但不收学费，还提供笔墨纸砚、画具材料，甚至备茶点、午餐，给予外地学生车资。此种传道授业之诚，使许多弟子终生感念。
香沱先生育人，重在因材施教。他不要求学生仅仅模仿自己的笔法，而是启发他们从传统中立根，在现实中取材，于个人性情中求变化。他常带学生到植物园、飞禽公园等地写生，引导学生从本地现实中发现题材，再以传统笔墨加以转化。他也常劝学生多读书、多行路，以读书去俗，以阅历养气。在他看来，技艺可以传授，但真正使作品持久动人的，是学养、人格与仁心。
桃李满南洋，师道传薪火
施香沱先生的育人成就，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之一。他长期执教南洋美专，又在家中星凤堂课徒授艺，桃李满新马，影响深远。如新加坡的黄明宗、上官绍茂、庄声畴、胡康乐、林万菁、陈建坡、曾记策、张有铄等，马来西亚的黄崇禧、余斯福、黄乃群、谢忝宋、韩彪、方宝玉、吴其昌等，皆为施香沱的得意门生，在书画篆刻界各有成就。
后人所谓“施香沱派”，并非一味摹写先生形貌，而是承继其书画印兼修、重学养、重人格、重时代精神的艺术道路。其弟子后来活跃于墨澜社、啸涛篆刻书画会、兰亭画会等艺术团体，使先生所倡导的书画印兼修之路，进一步在新马艺坛开枝散叶。
由此可见，香沱先生的教育影响并不止于课堂，也不止于某几位弟子的成就，而是通过一代又一代后学，逐渐形成艺术社群、教学传统与文化网络。他所留下的，不只是作品，更是一种可承可传的艺道与师道。
书法苍劲，碑帖互融
施香沱先生是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影响深远的金石书画家之一。他精于书法、绘画、篆刻，尤为难得的是能将书、画、印三者融会贯通，自成面目。
他的书法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皆能，尤以篆书、隶书用功最深。其篆书广涉秦汉，重金文与石鼓文，讲求古趣、行气与整体气势；用笔沉着稳健，方圆并用，形成粗犷遒劲、浑厚朴实的艺术效果。其隶书宗法汉碑，又融入清代名家笔意，笔势苍古，气象雄浑。其行草由二王入手，后转师王铎，兼以碑法写帖，故能劲健洒脱而不失沉着稳重。
香沱先生尤其重视“气”。他曾言石鼓文是写“气”，这也可视为其书法精神的关键所在。所谓气，不只是笔势连贯，更是胸中学养、人生阅历与人格力量在笔端的自然流露。也因此，他的书法不流于柔媚，不止于姿态，而有沉雄、古拙、厚重之气。
《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》书法作品
传统为根，南洋入画
香沱先生的绘画，既承中华传统，又开南洋新境。他早年从家学及乡贤画法入手，后取法吴昌硕，以书法篆籀、狂草笔意入画，又旁参齐白石、王一亭、任伯年、赵之谦诸家，去粗取精，化为己用。
更为可贵的是，他没有停留在传统图式之中，而是将南洋现实生活转化为艺术语言。他善于将神仙鱼、天堂鸟、胡姬花、皮影戏、印度仕女、南洋集市与地方景象纳入画题，使中国水墨画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与地域色彩。因此，他被视为推动南洋风格水墨画发展的重要先行者之一。
山水画
南洋风画作
香沱先生论画，重“形神兼备”。他反对只以形色酷似讨好庸俗，也不赞成脱离现实、逸笔草草的文人墨戏。他认为，有神韵而无形似则华而不实，有形似而无神韵则质胜于文。这一主张，正体现了他在传统精神、现实关怀与个人风格之间的自觉平衡。
篆刻沉雄，书印相生
香沱先生的篆刻亦自成一格。他承先父钝朴之风，宗法秦汉，旁及浙派丁敬，以及赵之谦、黄牧甫、吴昌硕、邓散木等名家。他秉承“书从印入，印从书出”的创作思想，又能引瓦当、汉砖、图腾、契刻等入印，题材丰富而不失儒雅。
其印风苍劲郁勃、平正庄严、沉雄清雅，边款经营尤见匠心。对他而言，篆刻并非书画之外的旁技，而是与书法、绘画互相滋养的一体之学。书法的气、绘画的韵、篆刻的骨，在他手中相互贯通，最终形成独具面目的艺术境界。
篆刻作品
文章见学，收藏传艺
香沱先生不仅是书画篆刻家，也是一位有深厚文史修养的学者型艺术家。他笔不离手，手不释卷，常将艺术心得、文史考据与艺坛评论发表于报刊。他论石鼓文、论二百五十年画家的得失、论印材、论百扇斋、论黄曼士、论郑曼青、论林千石，论严复、溥心畲、齐白石、吴昌硕、黄宾虹、徐悲鸿、丰子恺、王个簃，以及泥人张等等，无不深中肯棨，字字珠玑，语重心长。此等文字，恰似他的篆刻、书法，浑然天成，笔笔有情，一丝不苟。
据家人记述，其文章《中国书法的学习》曾于1955年被新加坡教育部选为华文高级中学新设立的《理解与写作》的必读篇章，亦可见其艺术论述在教育层面的影响。他的题跋文字，也为艺坛所称道，往往寥寥数语而能点出作品精神，见其读书之深、鉴赏之精与文字之老到。
他亦珍藏不少重要艺术文献与名家作品，包括徐悲鸿早年素描、徐悲鸿常用印谱，以及清末民国名家书法等。相关资料后来得以整理出版。据《星凤堂遗韵》记述，施香沱家族于2000年将其藏书四千册，包括清代绝版书及徐悲鸿常用印集底稿，捐赠南洋艺术学院，并成立“施香沱藏书阁”。这份收藏与捐赠，不只是个人雅好的延续，更是文化保存与艺文传承的重要贡献。
服务艺坛，推动文化交流
除了长期执教，香沱先生也积极参与新加坡艺坛活动。1972年，他受聘于南洋大学书画研究会教授书画。1976年，被选为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会长，并应邀担任墨澜社、啸涛篆刻书画会等艺术团体顾问，扶持后进，推动书画篆刻发展。
在他主持与参与下，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联合《星洲日报》等机构举办“扬州八怪画展”“明清名画书展”“版画展”“篆刻展”等多个展览，为本地艺坛开拓视野，也为公众接触中华艺术提供平台。
1979年，香沱先生在日本举办个人书画篆刻展。同年，获新加坡总统薛尔思颁授公共服务星章。1983年，他应中国对外友协邀请，任新加坡访华文化考察团副团长，回国考察交流，为中新文化往来留下重要一笔。其作品《新几内亚藤》入选新加坡国家画廊，也进一步确立了他在新加坡艺术史中的重要位置。
1970年8月举行个人篆刻书画展于维多利亚纪念堂
1979年，新加坡总统薛尔思颁授施香沱公共服务星章
1983年4月在国家博物馆举行个人篆刻书画展
严父慈师，风范在人间
从家人记忆中看，香沱先生平日不苟言笑，子女对他常怀敬畏。然而在严肃之外，他亦有深沉而不轻言的慈爱。子女成年后进入事业发展阶段，他曾以多年积蓄相助，支持家人渡过难关。这种情感并不张扬，却见于行动之中。
对学生，他更是倾心相待。生活上，他素来节俭；面对后学，却慷慨无私。学生到家中学习，先生不计酬劳，既免学费，又备茶饭，并时时照拂清寒与外地学生，使后学得以安心向艺。许多弟子日后成名成家，仍念念不忘先生当年的提携、教诲与爱护。
香沱先生的可贵，正在于他把艺术看作一生之志，也把育人看作一生之责。他常自谦作品不过“东涂西抹”，称画作为“野狐禅”，言辞之间不见自矜。然而，正是这种谦冲，使其宗师气度更显厚重。真正有分量的艺术家，不只留下作品，更留下风范；不只成就自己，更成就后人。
艺以载道，星凤长存
1990年4月25日，施香沱先生在新加坡中央医院逝世，享年八十五岁。回望其一生，可以看见一条清晰的精神主线：以家学立身，以艺术报国，以教育传灯，以学养成艺。
他经历战乱、流亡、贫困与异乡谋生之苦，却始终没有放下笔墨，也没有放下育人的责任。他把中国传统书画印带入南洋土壤，又把南洋风物、时代感受与现实生活融入传统笔墨；他以课堂育人，也以家中星凤堂育人；他以作品立世，也以弟子传世。
其艺术成就，在于书画印三绝并能融通；其育人成就，在于桃李满南洋，影响新马艺坛数十年；其人生价值，则在于以学养提升艺术，以仁心成就后辈，以文化服务社会。
斯人虽远，星凤犹存。今日重温施香沱先生的生平与艺术，不只是追念一位金石书画大家，更是追念一位以文化立身、以师道立德、以艺术传灯的南洋先贤。他的笔墨已成为新马艺术史的一部分；他的师道，也仍在弟子与后学之间继续流传。